荆门：近代名人的摇篮

荆门，这座位于湖北中部的城市，素有 “荆楚门户” 之称。它东眺武汉，西临三峡，南望潇湘，北通川陕，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冲和战略重镇。荆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境内屈家岭文化遗址距今约 5000 年，见证了这片土地上人类文明的早期辉煌。

在历史的长河中，荆门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古代有楚国名相孙叔敖，他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其治水功绩泽被后世，在荆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而近代的荆门，更是人才辈出，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时代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这些近代名人来自荆门的各个角落，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中崭露头角，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勇气和智慧，为中国的历史进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故事，不仅是荆门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卓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英勇先驱：革命浪潮中的荆门志士

朱元成：反清革命的无畏勇士

朱元成，1876 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原名家梃，又名子龙，字松坪。他在 1903 年毅然从军，投身于湖北新军工兵营，凭借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不久后被提升为书记，开启了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征程。

1904 年，朱元成积极参与组织科学补习所，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清革命活动之中。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他毫不气馁，又参与发起了日知会，继续为推翻清王朝而不懈努力。1906 年春，因与营管带发生矛盾，他毅然辞去职务。同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有幸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回国后，朱元成在武昌、汉口等地积极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秘密传播革命思想，为起义做准备。然而，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荆棘与危险，因叛徒告密，日知会的革命活动被泄露。1906 年 12 月 29 日，朱元成在汉口苗家码头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遭受了种种磨难，但始终坚守革命信念，坚贞不屈。1907 年 5 月 6 日，因血痢卒于江夏（今武汉市武昌）狱中，年仅 31 岁。朱元成虽然英年早逝，但他为反清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英勇努力，永远值得铭记。

季雨霖：戎马一生的护法豪杰

季雨霖，1881 年 6 月 1 日出生于荆门烟垢镇官桥季家村。他有感于甲午庚子之变，目睹国家的衰败与民族的危亡，在 1902 年毅然投笔从戎，进入湖北新军担任哨长。因其表现出色，后被保送将弁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第八镇十六协三十一标三营督队官，在新军中逐渐崭露头角。

季雨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与刘静庵等组织 “日知会”，共谋革命大业。1906 年，他因密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了严刑审讯，但他始终坚守信念，未曾吐露丝毫机密。1908 年，经黎元洪、曾广大保释后，他辗转沈阳、成都等地，继续投身革命事业，曾投效川督赵尔巳，并被保送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季雨霖心急如焚，疾驰回鄂，黎元洪委以标统之职。他率部在汉口与清军展开激烈战斗，身先士卒，三战三捷，不幸胸肋中弹，仍顽强战斗，不下火线。伤愈后，他改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为军政府出谋划策。旋即被选派为安襄郧荆招讨使，他率领部众 60 余人及步兵一营，踏上了北伐征程。在北伐过程中，他一路征战，克服重重困难，先后攻克众多府、县、市、镇，招集、扩充了大量兵力，为巩固革命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2 年 3 月，季雨霖返抵武昌，所部编为第八镇，后又改为第八师，他荣任师长，成为湖北军政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他并未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追求革命理想。1913 年春，袁世凯密谋行刺宋教仁，这一事件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季雨霖与詹大悲、蔡济民、蒋翊武等革命志士会晤，计议倒黎讨袁，在武昌联系军政界党人团长以上知名人士 40 余人，秘密组织 “改进团”，以 “改进湖北军政” 为名，继续开展革命事业。但不幸的是，事情败露，黎元洪悬赏通缉，他被迫连夜乘外轮赴沪。

1913 年 6 月，季雨霖与詹大悲率众回汉，试图再次举事，但未能成功。之后，他东渡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不久后，他潜回东北，在那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等待时机。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季雨霖恢复原职。但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局势动荡不安。1917 年 6 月，护法军兴，季雨霖毅然招纳驻襄河旧部，起兵助北伐，在沙洋成立护法联军司令部，他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为维护共和制度而战。然而，他的行动引起了襄阳镇守使黎天才的嫉妒与忌惮。1918 年 2 月 10 日，农历除夕之夜，当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中时，季雨霖在钟祥被黎天才指使的部属旅长犹龙逮捕。翌日深夜，他被乱枪杀害，年仅 37 岁。季雨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缅怀和敬仰。

文化巨擘：学术与文艺领域的荆门之光

李济：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

李济，1896 年 7 月 12 日出生于湖北钟祥郢中。他自幼聪慧好学，1911 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开启了他的学术之路。1918 年，李济获得官费留美资格，进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并于 1920 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此后，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在学习期间，他深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的指导，于 1923 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

李济的学术生涯丰富多彩，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24 年，他开始投身于田野考古事业，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新纪元。1926 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他也因此被誉为 “中国考古第一人”。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文物，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28 年底，李济应蔡元培和傅斯年之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开始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从 1928 年至 1937 年，他率领考古团队在殷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等珍贵文物，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 20 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李济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注重科学方法的运用，他强调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重要性，为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学术任职方面，李济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他还曾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等职务。在台湾期间，他于 1949 年至 1950 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为台湾地区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 年至 1972 年，李济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继续推动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址》《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这些著作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探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李济的考古成就不仅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的研究成果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他也被誉为 “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考古学者，为中国考古学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友松：学贯中西的教育先驱

陈友松于 1899 年 10 月 7 日出生在湖北省京山县宋河镇岔河村的一个贫困家庭。尽管家境贫寒，但他自幼聪慧好学，对知识充满渴望。9 岁时，因家乡闹灾荒，他被迫辍学在家，承担起放牛、砍柴、干农活等家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的念头。后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他得到了偶然的机会前往武昌读书。1915 年冬，在鄂、湘、皖、赣四省会考中，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昌 “博文书院”，并在四年内修完了六年的课程，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

陈友松的求学之路并未止步于此。他先后留学菲律宾和美国，在国外的学习经历使他接触到了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为他日后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师从杜威、孟禄、坎得尔等著名教育家，专注于比较教育和教育经济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于 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篇论文深入剖析了中国教育财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改进建议，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赏。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称赞其为 “在教育学与经济学之边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工作”，美国教育家杜威也对他的才华和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 “东亚一流学者”。

学成归国后，陈友松毅然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先后在上海大厦大学、福建厦门大学、广州襄勤大学、贵州惠水乡政学院等多所高校任教，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广大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教育人才。他还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教育实践中，陈友松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模式和方法，他是中国电影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曾担任电影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主编《电影教育》月刊，还在大学开设电影课程，这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是非常新颖的举措，为推动中国电影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受命回恩施地区筹建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建立起了教育、英文、数学等 8 个系，使学校初具规模，为培养抗战时期的教育人才和文化精英做出了积极努力。

陈友松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一生译著等身，在教育、哲学等领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学术著作，为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积极参与各种教育学术交流活动，曾担任世界教育联合会扫盲组干事、全美教育名誉联谊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兼北平分会负责人等职务，并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在他的晚年，尽管遭受了双目失明的巨大挫折，但他依然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热爱，继续工作，担任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的顾问，编译出版了《当代西方教育哲学》《高等学校教育学法》《美国师范教育》等多部名著，参加编纂了《英汉教育词汇》《国际韦氏大辞典》《大英百科全书》等教育学词条的译校工作。他还开设 “西方教育哲学原著” 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生，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聂绀弩：笔锋犀利的杂文大家

聂绀弩，1903 年 1 月 28 日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十字街的大院。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杂文写作方面，堪称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一座丰碑。

聂绀弩自幼勤奋好学，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他早年曾就读于广州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各种先进的思想和文化理念，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流亡日本时，他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投身于革命文学运动，与众多进步作家一起，用文字为武器，反抗黑暗的社会现实。1934 年，聂绀弩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地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聂绀弩在《新华日报》《抗战》《文化战士》《新垦地》《文学报》《艺文志》《茶座》《呼吸》《周末报》《文汇报》等众多报纸担任编辑或主笔，他利用这些平台，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革命理念，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聂绀弩的杂文风格独特，师法鲁迅，文字泼辣生动，思想尖锐深邃。他的作品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直刺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弱点。他擅长运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在嬉笑怒骂中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他的杂文常常以小见大，从平凡的生活琐事中挖掘出深刻的社会意义，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又能受到思想的启迪。例如，他的作品《我若为王》，通过假设自己成为国王后的种种情景，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思想和等级观念，表达了对民主平等的强烈渴望，文章构思巧妙，语言犀利，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新中国成立后，聂绀弩曾担任香港《文汇报》的主笔，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全盛时期，他被称为当时 “香港最红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在香港地区广泛传播，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1951 年，聂绀弩回到北京，此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他专注于研究古典文学，参与研究整理出版了《红楼梦》《水浒传》等系列名著，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晚年，聂绀弩得到平反后，他依然坚持整理编辑旧作及新作结集，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聂绀弩的杂文作品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作品被收录在《聂绀弩杂文集》等多部文集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他也被誉为 “鲁迅之后的第一人”，他的杂文创作风格和思想深度对中国当代杂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为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而呐喊。

科学翘楚：推动时代进步的荆门智慧

刘述文：天文大地测量的先驱学者

刘述文，字汉琴，1892 年 5 月 16 日生于湖北省钟祥县。他自幼勤奋好学，对知识充满渴望，13 岁起便先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堂、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北平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接受系统教育，为日后在天文大地测量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1 年，刘述文从北平中央陆军测量学校高等科毕业，随后开启了他在测绘领域的职业生涯，任北平测量局测量员。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他于 1931 年进入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先后担任主任教官、教育处长等重要职务，开始在测绘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述文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也未曾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他在 40 年代初编写的《定式法》和《兰勃氏投影之方向改正和距离改正》两部著作，犹如两颗璀璨的星辰，在当时的测绘学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凭借其创新性和实用性，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科学发明奖，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与高度重视，为中国测绘学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刘述文积极投身于人民军队的测绘教育事业，受邀担任东北军区地图科训练队任教，成为新中国测绘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此后，他凭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参与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校（沈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北京），并担任副校长和副院长等关键职务，肩负起培养新中国测绘人才的重任。

在教学过程中，刘述文深感教材短缺对测绘教育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亲自挂帅，带头编写教材，1950 年编印的《误差理论》便是他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同时，他充分发挥组织协调能力，组织教师编写各类专业教材 24 本，如《应用天文学》等，并积极推动教师翻译和出版苏联测绘专业教科书 10 本。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丰富了测绘教学资源，为正规化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确保了测绘专业学生能够接受到系统、全面、高质量的教育。

刘述文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成果斐然。他的重要学术论文《单三角锁的整体平差法》和《驼峰形式的误差曲线推求》等，展现了他在天文大地测量学领域的深厚造诣。这些论文不仅对当时的测绘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为后世测绘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借鉴。此外，他还精心编写了《大地测量学》《重力测量》和《最小二乘法》等教材，这些教材深入浅出，将复杂的测绘理论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成为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重要基石，对中国测绘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刘述文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东北地质研究所测量队设计了单三角锁的整体平差法，并成功推出坐标条件方程式。这一科研成果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重工业部设计院采用此法，完成了一段具有较高水平的三角测量，为国家的基础建设提供了精准的测绘数据支持。他的这一杰出贡献得到了科学界的一致赞誉以及中央军委领导的高度评价。1952 年，苏联测绘专家卡尔波甫洛夫到沈阳测绘学校协助教学工作时，对刘述文的论著赞不绝口，由衷地赞叹道：“刘述文是中国的克拉索夫斯基”，将他与苏联著名测绘学家相提并论，这无疑是对刘述文在测绘领域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

刘述文不仅在学术和教育领域成就卓著，还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1959 年，他凭借在测绘学界的崇高威望和杰出贡献，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测绘事业的长远规划建言献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然而，在 “文革” 这场浩劫中，刘述文未能幸免，他被错误地批判为 “反动学术权威”，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他，于 1971 年在湖北省蒲圻县与世长辞。尽管他的离去给中国测绘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学术成就、教育理念和奉献精神，如同璀璨的星光，永远照亮着中国测绘事业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测绘人不断探索、创新与进步。。